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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鄧穎超:親自下廚做菜為伯父過壽
2019-04-22 14:28:19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周秉德  瀏覽:

伯伯、七媽與六爺爺周嵩堯在西花廳

一、六爺爺成了唯一由伯伯親自批準任命職務的周家親屬

1949年底,我從學校回來,天已經快黑了。七媽招呼我:“秉德,你伯伯就要回來了,今晚天氣也不太冷,你到大門口去迎一迎,陪他多走會兒路,這兩天他總在開會,活動太少了。”

“好!”我答應一聲,就蹦蹦跳跳來到大門口。

汽車進了大門,伯伯就下了車。我迎上去說:“伯伯,七媽說讓我陪您走回家。”

“好啊!”伯伯隨和地笑著,與我一邊走一邊聊著家常,“秉德,剛剛接到信,你六爺爺就要到北京了。”

“哪里來的六爺爺?”我忍不住好奇地問,“伯伯,我過去有爺爺、四爺爺,他們都去世了,現在又要來一個六爺爺,我怎么有那么多個爺爺呢?”

“我們周家是個大家庭,你爺爺輩親兄弟加堂兄弟共有11個。論大排行,你爺爺排行老七。這位六爺爺是你爺爺的堂兄,他是你爺爺輩里過去做事地位最高的一位了。現在你爺爺輩還健在的也只剩下這六爺爺了。”

“六爺爺他現在有多大年紀?”

“六爺爺今年也有七十六七歲了。”伯伯擰起眉頭想了想說,“當年,你爺爺輩的兄弟們都去拜過紹興師爺,給人家做徒弟,但多數都沒學成,只有你二爺爺、六爺爺學得較好,你六爺爺還中了舉人,做了師爺,后來曾給袁世凱做過秘書,在中南海辦過公呢。”

“袁世凱不是壞人嗎?”我有些吃驚,不禁脫口而出。因為伯伯一向疾惡如仇,想當年爸爸脫離革命,伯伯都抹下臉來批評他,而六爺爺曾經給壞人當過秘書,當然是為虎作倀,伯伯為什么反而和他親呢?那個時代,學校里的教育都是非常直觀的,紅就是紅,黑就是黑,不革命即反革命,從來沒有什么中間道路可選的。

“秉德,看事情不能那樣簡單,你六爺爺做事的那個年代,共產黨還沒有誕生嘛。他在袁世凱的大帥府辦事處任秘書時,曾經力主南北議和,并一再為南北和平統一而奔走呼吁。袁世凱一宣布要稱帝,你六爺爺就提出辭職回到淮安,帶著兒孫住在離駙馬巷不太遠的一幢條件比較好的房子里,我小時候就聽說,這房子是《老殘游記》的作者劉鶚的故居。”

“伯伯,你一說住那幢房子的爺爺,我記起爸爸和我說老家事時提到過他。就因為你學了洋學堂,參加了革命,那位爺爺就以你為反面教材,再不準自己的兒子讀洋學堂,都關在家里請私塾先生講四書五經呢!”

“這我也知道。”伯伯點點頭抱著雙臂站住了,“不過,這也是事實。當年我如果不離開淮安,不到沈陽、天津讀書,也不會走上革命道路,也可能和留在家鄉的兄弟一樣沉淪下去呢!”

從隨伯伯住進中南海后,我才知道我們周家之大,親屬之多!真是隔三岔五就有人往西花廳自報家門,周姓為多,其次陳姓,魯姓也有過。我聽成元功等幾位工作人員算過一次,建國后一兩年間,敲西花廳大門,自稱是周恩來親戚的不少于一百人!我伯伯離開淮安老家時才12歲,對許多人都不清楚哪房哪門的,于是常叫我帶條子回家去問我爸爸。爸爸離家較晚,對各房親戚關系、名號有所了解。為了能對周家各房的關系、名字理出頭緒,1964年春天,由爸爸一房一房地說,我一筆一筆地記,列出了一張世系表,沒想到這張家表還真的派上了不少用場。

“秉德,你還小,但有一條你要記住:看人一定要從大處著眼,不能苛求,尤其是生活在舊時代的老人,只要他做過對人民有利的事,就應該記住他。就像你六爺爺,他當官時曾為人民做過兩件好事,這是不應該忘記的:第一,他在江蘇督軍李純秘書長的任上平息了江、浙兩省的一場軍閥戰爭,使人民的生命財產免遭了戰火的涂炭;第二,袁世凱稱帝時,他沒有跟著袁世凱走,這是他政治上有遠見的地方。你六爺爺是1929年舉家搬往揚州的,‘七七事變’后,揚州被日本人占領,他的舊交摯友中有些人當了漢奸,出于他的名望,日偽方面也曾多次請他出山,你六爺爺不卑不亢,堅持隱居。1946年,他從報紙上得悉我到了南京,即刻專程趕到南京梅園與我見面。如果不是國共和談很快破裂,我又離開南京,那時我就該把老人接到身邊。唉,忠孝不能兩全,對生我的父親,特別是養育我的四伯父,我都沒有報答他們的養育之恩。現在你六爺爺要來北京,我可以盡一個晚輩的義務和孝心了。”

“六爺爺來也住在西花廳嗎?要不要把我們的房子騰給他住?”

“不用,你六爺爺的住處我已經安排好了,住在遠東飯店。那是政務院交際處所屬的一個招待所,里面已經住了不少知名人士。這次你六爺爺帶一個成年的孫子周華章來京,照顧他的起居生活。”

伯伯的聲音不大,卻非常有磁力,就像是從心靈深處發出的仿佛帶有歷史回音的聲音。他點頭的片刻,我已經把伯伯那種對前輩的真情和孝心深深地烙在心里。

六爺爺到中南海西花廳的那天,伯伯、七媽特意把爸爸、媽媽及我們孩子們都接到西花廳,全家聚齊,為六爺爺接風洗塵。六爺爺滿頭銀發,白須飄然,一身黑布中裝棉衣褲,一雙白邊黑布棉鞋;雖已是七十有七,可腰挺背直,面紅帶笑,思維敏捷,談吐瀟灑。盡管一身布衣,可老人家見過大世面的坦蕩自若和日月風霜磨煉出的仙風道骨絲毫沒受影響。

伯伯、七媽站在西花廳的大門口迎接。六爺爺下車后,伯伯伸出雙手緊緊握住老人的手,親切地招呼說:“六伯父,一路上辛苦您老人家了。這次來,就不用再回蘇北老家了,既來之則安之吧。”說著,連忙招呼七媽過去和六爺爺見面。那天,伯伯和七媽一直陪坐在六爺爺身邊,與老人談笑風生。我坐在伯伯對面,注意到到伯伯一雙烏黑明亮的眼睛一直注視著六爺爺,含笑的眼神中透露出尊敬和關切;而六爺爺的神態則是越發自然輕松,談天說地,不斷發出朗朗的笑聲。而那屬于伯伯特有的專注眼神,當時讓我印象特別深刻。

伯伯在世時,我只是有所感慨;直到他去世后,我從許多新聞紀錄片中又多次看到了伯伯那種熟悉而專注的眼神,讓我熱淚盈眶。許多回憶文章,不管是外國友人還是中國人的,不管是國家領導人還是普通老百姓的,凡是與伯伯接觸過的人,都會感受到他那專注眼神中包含的親切和尊重,仿佛那一刻自己就是他眼中的唯一和全部,于是,那為時或長或短的接見和談話,就讓人記住一輩子,感動一輩子,有的甚至于改變了一生的道路。

1951年7月29日,中央文史館正式成立,六爺爺由政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因為齊父曾和我六爺爺是同僚,齊對他比較了解,就提名了他)推薦,經擔任政務院總理的伯伯親自批準,正式被聘為首批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這也是伯伯對自己所有親屬中,親自做過的唯一一次職務任命或者工作安排。

后來,我常聽六爺爺的孫子華章哥哥說:六爺爺學習可認真了。那時《毛澤東選集》還沒出版,為了提高自己的覺悟,跟上新社會的發展,77歲的老人家,每天吃罷早飯便戴上老花鏡,鋪紙研墨,手握毛筆,用蠅頭小楷,工工整整,一字不漏地抄寫毛澤東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華章哥哥怕老人累著,勸六爺爺不要抄,告訴他書很快會印出來的。老人家卻執意不肯,他說這是古訓,也是他多年來養成的學習習慣:買書不如借書,借書不如抄書,抄一遍,記得準記得清,也更容易理解。他老人家也確實學有心得,聯系自己的滄桑經歷,提筆寫文章向報社投稿,贊頌新中國的成立,贊頌共產黨的領導。

1951年,在建黨30周年的紀念會上,六爺爺還被推選為中央文史館的代表,和擔任過毛主席老師的中央文史館館長符定一先生一起向毛主席敬酒,表示衷心的祝賀。

自從六爺爺來到北京后,西花廳再不用擔心找上門來冒名認親的人了。1951年11月,六爺爺曾特意給伯伯的行政警衛秘書何謙寫過一封信,詳細說明了當時在世的遠近親戚,近百人的關系、姓名及現狀等。他老人家親自用毛筆工工整整抄寫出的有三千多字,這是當時關于伯伯親屬最為全面具體的一份資料。

二、伯伯又從淮安接來了八奶奶,最后還為她養老送終

1950年秋,在西山楓葉紅遍的日子里,伯伯又把淮安的八奶奶接到了北京。八奶奶寬寬的臉膛,慈眉善目,常常是話沒開口,臉上便浮起淺淺的笑意。她虔誠地信奉觀音菩薩,長年吃齋念佛。記得有回我從學校回來,八奶奶正在西花廳和七媽聊天,剛巧有個電話找七媽,我便代替她陪著八奶奶說話。她拉我坐在身邊,一雙滿是老繭的手,捧著我的臉蛋上下打量片刻,用難懂的淮安話說:“阿彌陀佛,秉德,你是個有福的人喲!”我知道八奶奶是個很可親的人,可惜她的淮安口音太重,我基本像聽天書,也無法與她多聊天,多交流,只能笑著面對她頻頻點頭。

看得出,伯伯、七媽對我的這位八奶奶也特別尊重、關心,安排她在惠中飯店住下,常接她和她的孫子周爾輝到西花廳來玩,還陪她去游過一次頤和園呢!凡是接八奶奶到西花廳的那天,伯伯無論多忙,也常利用飯后那一會兒工夫,陪八奶奶聊聊家常,問問家鄉的人和事。

1952年,伯伯的親兄弟三家人與八奶奶及其孫女爾輝合影

1898年3月5日,伯伯就誕生在這所住宅里

可是在北京沒住幾個月,八奶奶執意要回淮安老家。伯伯、七媽再三挽留,但還是九頭牛也拉不回來,八奶奶非走不可,而且堅持要一個人走,把陪她來的孫子周爾輝留在北京讀書。爾輝哥哥很孝順,要送八奶奶回家再回來念書,八奶奶又是固執地直搖頭:讀書是大事,不能耽誤!

伯伯能指揮千軍萬馬,卻當不了一個老太太的家,只好在春節前,讓八奶奶回淮安去了。八奶奶臨走前,伯伯也讓爸爸、媽媽和我們全家到西花廳聚餐為老人送行。瞧著喜氣洋洋的八奶奶,我真有點想不通:北京是大城市,淮安是個小地方,八奶奶在北京吃有現成的,穿也不用愁,伯伯、七媽又總是特別地關照,她何必有福不享呢?

1952年夏天,八奶奶又來了一次北京,還是住在惠中飯店。她來北京一是為了治病,二來主要是看看她從小帶大、從未離開過的孫子周爾輝,看看他在北京上學能否過得習慣。她住了一個多月,感到放心了,又要返回淮安去。臨走時,她向我伯伯反映,街坊鄰居們都提醒她,駙馬巷的房子和祖墳都太破舊了,都該重新修整一下。伯伯是完全反對這樣做的,就派了中央警衛局的干部王雨波護送八奶奶回淮安,并讓他轉告淮安縣政府三點意見:

一、八嬸的生活今后由我來照顧,縣政府不要再管了(剛進城時,伯伯是供給制,他贍養的親戚只好由當地縣政府給予適當的補貼,但到1953年國家各級干部都實行了薪金制,伯伯決不肯再給當地政府增加負擔);

二、駙馬巷的房子不準修,不準讓人參觀,更不準宣揚我出生的那間房子,凡已有住戶者,不準讓人搬家;

三、祖墳要深埋,平掉,把土地交生產隊使用。

為了這第三條意見,他事先還找了我父母前去西花廳商議過,因為這墳中埋著他們共同的祖父、祖母和母親。伯伯說,這是家里事,他不能一個人說了算。當然我父母對伯伯的提議一直都表示理解與支持。

1956年,八奶奶病重了,在淮安縣醫院治療,她自知不久于人世,說什么也不肯離開自己的家鄉。為了感謝當地政府對八奶奶在治療上的關心與照顧,特別是醫療費用和善后費用,伯伯請秘書以他的名義給縣政府寄了三封信,匯了兩次款,直到1956年年底八奶奶去世。事實上一直是伯伯為他的嬸母養老送終的。

因為伯伯幼年時,生母及嗣母親早亡,父親在外地艱難謀生,9歲的他帶領兩個年幼的弟弟恩溥(8歲)、恩壽(3歲),從清江浦(今淮安市城區)外婆家回到淮安(現稱淮安市淮安區)駙馬巷老家,與八叔及八嬸共同艱難度日,伯伯對他的八嬸很有感情。

伯伯淮安故居門前的文渠河

記得有一次,我和伯伯去頤和園看望七媽。我們坐上一條帶篷的游船,船工用篙往水中一點,小船便平穩地離開岸邊,穿行在亭亭玉立的荷花和托著水珠的荷葉之間。晚風迎面,清香撲鼻,讓人心曠神怡。

我把手順著船沿伸到水中一邊玩著水,一邊好奇地問伯伯:“您在淮安老家有沒有劃過船?”

“怎么沒劃過!”伯伯不假思索地回答道,然后就回憶起了往事,“我們老家門前有條小河,叫文渠。小時候,家里幾個男孩子常常在文渠里劃船打水仗,那時真沒少讓你八奶奶擔心。真快,八奶奶回淮安大半年了,也不知近來身體怎樣?”伯伯最后兩句話仿佛是自語,但從他的眼神中,我讀懂了他對八奶奶的惦念……

還有一點我印象也特別深,那就是每次去頤和園看七媽,在位于頤和園東北部的園中之園—諧趣園,伯伯都一定要去走一走的。當然,那里的景致的確美,它仿佛濃縮了整座頤和園的秀麗,像一座精致的盆景:中間是開滿荷花、睡蓮的靜池,四周環繞著亭臺長廊等。伯伯、七媽領著我們漫步其間,仿佛置身在一幅精美的山水畫中。一次伯伯招呼七媽和我們:“來來來,就在這里拍張照片吧!”于是,瀟灑的伯伯、微笑的七媽和我們三姐弟,與身后高挺出水面盛開的荷花、滿池翠綠的荷葉和亭臺水榭瞬間化為了永恒。

而直到37年后的1988年,我第一次踏上淮安故土后,對那種情景才有了更深的理解。

走進家鄉的勺湖公園和又一勺公園,立刻覺得那樣親切,陡然記起諧趣園,怪不得伯伯對諧趣園那么情有獨鐘。是呀,諧趣園雖說比淮安的又一勺公園精致得多,纖巧得多,卻也內含了江南園林那種秀美的神韻。當年伯伯沿著諧趣園的曲徑中行走欣賞風景,是不是也在排解自己平時無暇念及的思鄉之情?

當我第一次聽淮安的老領導講出伯伯親口對他們說過的自己小時候劃船的故事,我才真正理解了伯伯內心深處的那片真情。

淮安縣副縣長王汝祥是1958年7月到西花廳見伯伯的。那一天,伯伯與他談了四五個小時,問及故鄉淮安的變化十分仔細。在談到自己童年的往事時,伯伯動情的神態和深情的回憶,給他留下了永遠無法抹去的記憶:

“小時候,我和小伙伴常常在文渠劃船打水仗。大人怕出事,把小船鎖起來,我們就悄悄把鎖敲掉,劃船遠游。嚇得家長們敲起大鑼,滿街巷吆喝尋找。

“一天中午,我和幾個小伙伴偷偷把船從文渠劃到河下去,我的嬸娘守在碼頭左盼右望了好長時間,擔心我們出事,直到太陽落山,才見我們船影。她急忙跑步相迎,身子晃動一下,差點跌倒(八奶奶是小腳,所以容易跌倒)。我很怕,心想,這回免不了要挨懲罰!可嬸娘半句也沒責備,相反,一把緊緊地摟住我,眼淚刷刷往下淌,這比挨了一頓打還使我難受,我忍不住也哭了……”

那晚,在縣委招待所里,王汝祥副縣長向我回憶伯伯這段談話時不斷感嘆伯伯身為國家總理,卻從沒遺忘上一輩老人的點滴養育之恩!

那一夜,我想了許多。我恨自己那時太小,太木,太淺,守在伯伯身邊,卻無從聽到伯伯發自心底的聲音。我從來沒想過戰爭年代多少次與死神擦肩而過的伯伯,多少次親眼目睹著身邊最親愛的戰友倒下去犧牲了的伯伯,建國后又有成千上萬件國家大事要張羅、要操心的伯伯,心底還牢記著八嬸娘當年緊緊摟住自己,眼淚刷刷往下淌的那一幕,還向家鄉人坦言自己從怕受罰到情愿挨一頓打的慚愧眼淚和內心震動!要知道,伯伯講這些事時,那一幕,那份情,已是50多年前的回憶,這漫長的半個世紀,本可以淹沒洗刷掉多少往事,篩去淡忘多少感情,可是流失的歲月沒有動搖更沒奪去伯伯那段記憶和那片真情!只有這時候,我才真正明白為什么伯伯1953年又一次接八奶奶到北京看病,并從開始實行工薪制后,一直負擔起八奶奶的生活、醫療乃至最后的全部安葬費用。伯伯一生一世從沒忘懷八奶奶在他童年時代的養育之恩啊!

三、為六爺爺過八十大壽,伯伯親自下廚做家鄉菜

如果不是有1952年8月的這照片,如果不是看見照片上我坐在伯伯身邊用筷子夾起長長的面條在“埋頭苦干”,為六爺爺慶八十大壽這件事,我已經完全淡忘了。那個年代,我們與伯伯雖然朝夕相處,也是難得拍張照片的。如果不是當時伯伯的警衛秘書何謙,就不會有這樣一張照片留下來。當然,這一定是伯伯、七媽事先安排讓拍的。可以想見,對這次宴請,他們是很當回事的!看著照片,往事一幕接著一幕浮上心頭……

1952年,六爺爺八十大壽,伯伯在西花廳請家人共吃壽面

我上師大女附中的那幾年,周六回到中南海,有時自己碰見,有時聽工作人員說,伯伯又接我六爺爺到西花廳來了。

伯伯與六爺爺坐在客廳里,總有說不完的話。我注意過,他們談話,談及清末民初政府各級機構的建制,各級官吏工資安排等等問題。六爺爺講解得十分仔細,伯伯也聽得十分認真、專注,還不時用紙筆記下什么,像一名求知欲極強的學生。我心里常想,六爺爺講的那些東西,伯伯并不是非要向老人家請教才會知道的,平時他是沒空,可是只要他開開口,請哪位秘書查一查,都是非常方便的事。伯伯之所以如此認真地請教六爺爺,當然有他“處處留心皆學問”“三人行必有我師”的好學的一面,但是不是也可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在撫慰六爺爺的心,讓六爺爺感到自己老有所為而非老朽。果然,后來聽華章哥哥說,每回六爺爺到西花廳與伯伯談過一次話,回去都要高興好幾天,直說自己真想不到臨老臨老,還能為當總理的侄兒出點力。

1952年4月的一個周六傍晚,我從學校回來,剛進西花廳大門,就被院內的那幾株海棠樹迷住了。滿樹海棠花怒放,在火紅的夕陽中如霞似云,春風搖動著花枝,一只只蜜蜂在花叢中哼唱著飛舞。正巧遇到伯伯下汽車進門,我便像往常一樣陪他在院里海棠樹下散步。

望著滿樹滿枝花姿正艷的海棠,我忍不住唱起在學校剛學會的蘇聯歌曲《紅莓花兒開》。伯伯也神情輕松地隨著旋律哼唱起來,右手還微微抬起打著拍子。我心里開心,又說開傻話:“伯伯,這么美的花,要是永遠開不敗該多好呀!”

“花開便有花落時。這是不可違抗的自然規律嘛!人不也是一樣嘛,有風華正茂的青年時代,也有無法抗拒的老年時代的到來。”伯伯頓了一下,轉移了話題,“對了,你明天去看你爸爸媽媽,記得給我帶句話。”

“什么話呀?”我一向是直言快語。

“你對爸爸媽媽說,就說我說的,六爺爺年紀大了,他們有空常去看看他,陪他說說話。人老了,太冷清就更想老家了。”

我點點頭,忍不住問道:“伯伯,是不是六爺爺也想回揚州啦?”

“不是。在揚州的恩夔是你六爺爺的獨生子,他已經去世了。六爺爺到揚州只能看到幾個孫子。”

“這倒是。”我知道心細的伯伯擔心六爺爺難以承受老年喪子的打擊,早已征求過六爺爺的意見,除了孫子華章外,又把他的曾孫周國鎮從揚州接到北京,一邊上學一邊陪伴老人家,而國鎮的一切開銷,包括吃穿及上學的費用,由伯伯和國鎮的五叔、在北京工作的周華章共同承擔。“伯伯,是不是六爺爺又向你提出想去紹興故居看望?”因為我聽爸爸說過,去年六爺爺曾向我伯伯提出過,這里生活雖然有人照顧,吃住不愁,但是人老了總是念舊,他想趁紹興老家還有些故舊親朋健在時,回到離開許久的故鄉看一看。

有一回伯伯把我六爺爺又接進西花廳,爸爸一旁作陪,伯伯話語婉轉,只是原則依舊:“我派人送您老人家回紹興這并不難。可是,只要知道您回去了,紹興縣政府能不出面嗎?他們一定會給您特殊的接待和照顧。這樣無形中就給當地政府增加負擔,也影響人家的正常工作。再說,我作為國家的總理,是為人民服務的,我一向反對‘衣錦還鄉’的舊習俗,希望在全黨、全國樹立起四海為家的新風尚。您老人家看,我如果這樣要求別人,是不是就應該首先從自己家里人要求起?否則我再說什么也沒有力量,對不對?”

六爺爺當然有些失落,但他畢竟是位見過世面且很有自制力的老人,他不愿讓當總理的侄兒太為難,便不再堅持回故鄉省親的事。不過,思鄉之情,并不易解脫,所以我猜想六爺爺現在又提出想回紹興了。

伯伯搖搖頭,話說得十分動情:“沒有!你六爺爺真是位識大體顧大局的人,這一年多來,他再沒向我提出回故鄉的事。其實,我心里明白,老人家到了風燭殘年,只會越來越想念家鄉和家中的親人。我工作太忙無法分身,沒法經常陪陪你六爺爺,只有請你爸爸媽媽多盡點心了。”

第二天,我把伯伯的話轉述給爸爸,爸爸眼里頓時浮起理解的目光,急忙收拾幾樣食品,招呼我:“秉德,走,咱爺倆這就去看你六爺爺!”坐在公共汽車上,與我挨肩坐的爸爸輕聲跟我說了一路:“你伯伯這么忙,心里還總惦著你六爺爺,接他到西花廳,請他去頤和園,送票讓老人家去聽越劇。他對老人家的一片孝心、一片真情,具體實在。只可惜你爺爺奶奶去世早,如果他們能夠活到今天,還不知會多高興多欣慰呢!”

1952年8月的一天,西花廳里熱鬧非凡。那天是伯伯親自安排的,讓我們一家和六爺爺的孫子華章、曾孫國鎮,都到西花廳里參加家宴,為六爺爺做八十大壽。

我開始真有點百思不解:六爺爺今天明明是79歲嘛,怎么說是做八十大壽呢?我看伯伯與六爺爺談興正濃,便悄悄問坐在一邊的爸爸是不是算錯了年份。爸爸耐心地告訴我,你這個實心眼也沒錯,六爺爺今年確實是79歲,但是按照我們家鄉的習俗,做壽都是“做九不做十”。我還有點想不通,心里暗暗嘀咕:現在是在北京呀,伯伯不是最提倡新風尚的嘛,怎么在這件事卻循著舊習俗呢!對于15歲的我,還不懂得伯伯對長輩的那種尊重和孝心。

“可以吃飯了!”聽見伯伯的招呼聲,客廳里的人抬頭一看,不覺都有些意外,剛才還穿著潔白短袖衣的伯伯,此刻胸前扎上了一條白布圍裙,手里還端著一個熱氣騰騰的菜碟,他動作利落地往桌上一放,大聲說:“秉德、華章,快扶六爺爺入席,大家一起入席。今天是為了給六爺爺祝壽,我特意做了兩道家鄉菜:紹興梅干菜燒肉,淮安清燉獅子頭。味道地道不地道,要請六伯您老人家打分了。”

六爺爺滿面笑容地先夾了一筷子梅干菜,放進嘴就連連點頭。

第二年的9月2日,六爺爺患老年性氣管炎在北京去世了。伯伯、七媽帶了我們全家,一塊去北京廠橋路北的殯儀館嘉興寺向六爺爺的遺體三鞠躬,是伯伯主持的入殮儀式。過了四天,為六爺爺出殯時,伯伯太忙,實在無法親自來,是由七媽帶著我們全家老小,親自送靈到北京東郊第一人民公墓,并為六爺爺的墓地鏟下了第一鍬土。

記得弟弟妹妹小,好像還有點怕,總往爸爸媽媽身后躲。我沒有一點怕意,因為我已經不是第一次為老人送葬入土了。1944年11月,我們家搬到天津的第二年,四奶奶去世了,那時媽媽剛生了妹妹秉宜還沒出滿月,就由我這個7歲的長孫女替我媽媽為四奶奶守靈。

記得在小院子里,我和爸爸并排跪在四奶奶的棺木邊,親戚朋友街坊四鄰上門來吊唁時,我和爸爸就磕頭還禮。一則我小,還不太懂死亡是什么意思,加上我與四奶奶相處不長時間,沒有太深的感情,覺著應該哭,可眼睛干干巴巴的,沒有一點想掉淚的難受勁。可是轉眼偷偷一看,跪在身邊的爸爸眼角的淚珠不斷,我立刻像小貓抓心,覺得自己不哭太不對了,即便爸爸不說,鄰居不講,班里的同學看到了,也會笑話我沒肝沒肺,于是,趕緊低著頭,悄悄用手指在嘴里蘸點口水往眼睛下邊抹。我真是第一次看見爸爸哭,我真沒想到爸爸也會哭,更沒想到失去四奶奶,他會哭得那么傷心!

至今我還記得,我們披麻戴孝把四奶奶的棺材送到墓地下葬時,爸爸還帶著我和弟弟把帶來的小饅頭咬一口后再丟到墓坑里,說這是規矩,活著的人咬過的饅頭,死了的四奶奶才能接著……

四奶奶是伯伯和爸爸的親伯母,他們在天津南開上學時,得到她的多年照顧。四奶奶去世后,爸爸曾經寫信到重慶告訴了伯伯。抗戰時期,伯伯未能趕來天津守在老人身旁。現在六爺爺去世,伯伯有條件照應了。伯伯、七媽悲痛肅穆的神情,簡潔又不失莊重的儀式,讓16歲的我記了一輩子。

四、四爺爺、四奶奶在世時就夸伯伯孝順,七媽知禮

記得那次為六爺爺祝壽后從西花廳回來,我跟爸爸、媽媽一路散步回家。走出中南海西北門,我回頭望了望,不自覺地長嘆了一口氣。

“小小年紀也有什么心思?”爸爸打趣地問我。

“還是六爺爺福氣好。”我不無感慨地說,“如果爺爺、四爺爺都在多好,可惜他們都去世太早了,沒有過上今天的太平日子,連中南海的大門都沒進過……”

四爺爺周貽賡

四奶奶

媽媽接過話題說道:“是啊,說起來你六爺爺真要算周家他那輩人中最有才干也是最有福之人。不過,也是你伯伯、七媽孝順老人,過去你四奶奶在時,就常夸獎你伯伯孝順,你七媽知禮。”

“四爺爺、四奶奶還見過七媽?我怎么不知道?”這真令我意外。按說伯伯、七媽參加革命后,一直在廣州、上海和瑞金,后來長征到了陜北,什么時候去過東北呢?

“那時還沒有你,我連你媽媽還不認識,你怎么可能知道?”爸爸講起了1928年我伯伯和七媽去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遇險的故事,24年前的一段往事活龍活現地在我眼前展開了。

1928年5月上旬,伯伯和七媽化裝成一對古董商人夫婦,從上海乘一艘去大連的日本輪船,準備經哈爾濱去蘇聯莫斯科參加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伯伯粘上胡須逼真的化裝,七媽合身體面的穿著,兩人從容儒雅的風度,都沒有引起船上特務的懷疑。唯獨船到青島時,伯伯職業革命家的習慣險些暴露了他自己。那時是在白區,要了解各地的時政、敵人動向和共產黨組織有否被破壞等情況,各地報紙便是重要渠道。那天船一靠青島碼頭,在船艙憋了許久的伯伯就上岸去買回了厚厚一疊報紙。這一舉動立即引起特務的懷疑:商人歷來奉行的是“莫談國事”的信條,如何會買這么多報紙?特務立即拘留盤查伯伯,還拿出伯伯在黃埔軍校身穿軍裝的照片左比右看,因為那雙閃動著沉著機智目光的眼睛,太像周恩來了。特務說:你是周恩來。伯伯說:不是。問他姓什么?伯伯說姓王。問他到東北找誰?答曰:找舅舅。特務對伯伯說:“我看你不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當兵的。”伯伯伸了手去說:“你看我像當兵的嗎?”他們看了看不像當兵的手。

伯伯以他的從容鎮定應付了特務的盤查。為防止敵人搜查,七媽機敏地將去蘇聯有關系的證件撕碎,用抽水馬桶沖掉了。為了減少特務的懷疑,伯伯讓他們買了兩張當天下午去長春的火車票。從大連向北去的火車終于開動了,伯伯、七媽卻很快發現,身后不遠處有一雙陰險的眼睛。他們心里明白,敵人并沒有完全相信他們,派了盯梢的。帶著“尾巴”絕不能與同志接頭,何況又燒毀了去蘇聯的接頭證件。可是,也不能總在旅途上逛,這樣更容易引起特務的注意。怎么辦?伯伯此刻想到了住在吉林的四爺爺和我爸爸,便決定在吉林下車,住進旅館后,再設法聯系。

那天爸爸正好在家,一個旅館差役模樣的青年敲門,送來一封信。一瞧信封上那熟悉的字體,爸爸的心“撲通撲通”地跳個不停,急忙展開信。信中寫道:“特意來看舅父,不知家中住宿是否方便”,落款則是“大鸞”。“大鸞”是伯伯的乳名,爸爸立即明白是哥哥到了吉林,心想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煩。于是,四爺爺讓爸爸立即去旅館,把他們接到了四爺爺家中。

“你四爺爺一生心地善良,處事嚴謹。”爸爸拉著我的手邊走邊說,思緒卻仿佛回到了當年,“你四爺爺的家從沈陽搬到天津,從天津又搬回吉林,堂屋里始終掛著這樣一副對聯:上聯是‘事能知足心常泰’,下聯是‘人到無求品自高’。他對你伯伯,對我們的治家格言是:孔子兒孫不知罵,曾子兒孫不知怒,周家兒孫不知求。要求我們晚輩勤儉,奮進,嚴于律己,寬以待人,刻苦學習,助人為樂。這些對你伯伯對我們的影響都極其深刻。在天津上學時,你伯伯和我們每天放學回家,都要先向伯父大人行禮,鞠大躬。他老人家常提醒我們:不要和有錢人家的孩子比,要自己努力刻苦學習,要本分,要節約,不要浪費糧食。吃飯時米飯掉在桌上要撿起來吃了。看見大姑娘,小媳婦,不可抬頭看。在吉林那會兒,他和四奶奶單獨租了一個小院,平時深居簡出,和親戚朋友很少來往。這也難怪,那時你伯伯在上海鬧革命,是當局重金懸賞的‘赤匪’,你四爺爺不愿意牽累別人。但那一次我給他看你伯伯的信,信中沒稱他伯父而是稱他舅父,他立即猜出是你伯伯遇到了麻煩,沒一點猶豫,讓我趕快去旅館接回你伯伯和你七媽,這可是冒了殺頭的危險的!”

“后來呢?”我著急地追問。

“你伯伯和七媽在你四爺爺家里住了兩天。頭一夜,他們屋里的燈一直亮到天明。你七媽作為周家的媳婦,是第一次見老人,與你爺爺、四爺爺、四奶奶說話,她一直是恭恭敬敬地站在一邊,微笑著回答老人提出的每一個問題。不難看出,你四奶奶也喜歡這個侄媳婦。如果這時來個客人,一定認為這是個知書達理的賢惠媳婦,誰也不會聯想到她是報上成天罵的‘赤匪’共產黨!甩掉了尾巴后,你伯伯先去哈爾濱。你七媽對老人家說:‘我是作為媳婦第一次見周家的長輩,理應多陪侍長輩們一兩天。’過了兩天,我陪你七媽也到哈爾濱你二伯家。因為在哈爾濱接頭的證件已經銷毀無法接頭,只能等下一批代表一道走。我又陪你七媽連續七天到火車站接頭,見到了李立三才乘車前往莫斯科。”

“知子莫如父!”爸爸又想起了什么,說,“你爺爺深知你伯伯是個孝子。1933年你四爺爺在天津去世,你爺爺讓我為他披麻戴孝送葬當孝子,你爺爺還覺不安心,一定要替你伯伯有個表示,我想來想去,還是在天津報紙登的訃告上的下款加上了你伯伯的小名—大鸞。”

關于這段鮮為人知的事,1974年我大弟秉鈞回京休假時,伯伯約見他,專門向他談了自己對弟弟的看法:“雖然你們父親那時脫了黨,但我相信,他不會出賣我們,所以在1928年我和你七媽去蘇聯參加‘六大’途中遇險時,我們斷然去吉林找了你父親和四爺爺,甩掉了特務的跟蹤,實際上他還掩護了我們。”

后來,據伯伯南開同學潘鐘文之子潘幼文回憶(刊登于《周恩來鄧穎超研究通訊》2012年2月總第20期):

潘鐘文1926年起,任職于京奉鐵路總局,給局長即奉系軍閥要員常蔭槐做秘書。1928年潘接到奉天車站電話請示:車上發現周恩來,抓不抓?潘向常蔭槐報告,又說:“這人我認識,是南開同學。這個人將來有大的作為,我們不要抓,還要暗中保護,送出路界。”常蔭槐同意,潘即傳達了常局長的指示。

以上內容是1962年潘鐘文對在南開中學讀高中的兒子潘幼文所述,并從未對別人提起過。

看來此次脫險又有這一暗助,但伯伯七媽他們本人并不知曉。

五、并不太懂革命道理的爺爺,最惦記著鬧革命的兒子

對于我的親爺爺,我的印象可以說等于零,雖說我出生時,他還在世,但不知為什么,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小時候,我常常追問爸爸:為什么爺爺總不和我們住在一起?爸爸有時說爺爺是為了生計,有時說爺爺喜歡漂泊。當我們全家搬到北京后,我來往于西花廳和自己家之間,成了伯伯和爸爸這親哥倆聯絡與交流的“傳聲筒”(那時家里沒有電話),加上我是長女,脾氣也比較寬厚溫和,我在父母的眼中仿佛一下子成了大人,許多老一輩的事,他們也常對我念叨。有一回爸爸正在翻看過去的老照片,見我回來,便招呼我說:“秉德,瞧,這是你爺爺的一張照片,恐怕是1937年在天津拍的。”

20世紀30年代的爺爺

我接過一看,是爺爺在二三十年代與一些同事的合影。那時爺爺還不老,長臉、濃眉、大耳廓、黑胡子,頭戴一頂黑色瓜皮帽,身穿一件玄色對襟布裝,臉上沒有笑容,卻顯得敦厚善良。細看去,都能在爺爺的這張照片里找到伯伯和爸爸的影子。我不覺脫口而出:“爸爸,你和伯伯長得真像爺爺!”

“是的,可能我連性格都像你爺爺呢!秉德,你不是想知道爺爺為什么一直漂泊在外,沒跟著我們生活嗎?現在細想起來,他老人家早年確實是為了養家糊口,真可以說是出于無奈。你爺爺為人忠厚老實,但在官場里拼殺,他真沒太大能力,也不善于言辭。他當過小職員、打雜的,還在學校當過門房,收入微薄,一個月最多沒有超過30塊錢,自己吃吃用用,能給家里捎去的已經寥寥無幾。你奶奶去世后,她娘家要求大辦喪事。你爺爺無錢操辦,萬般無奈,只好把你奶奶的棺木暫停在清江浦一家廟里。可是他的收入總也不高,連我們哥仨都無法撫養,要靠四爺爺接濟,更無力將你奶奶的棺木運回淮安老家安葬,年復一年地拖下來。你設身處地想一想,爺爺作為一個大男人,自己的妻子死了卻久久不能入土為安,他怎會沒有心理負擔?他又有什么臉面在家鄉度日呢?雖說你爺爺是我的親爹爹,我從小都很少能見到他的面,更很少看到他開懷笑過。”

“奶奶的棺木始終沒有入土嗎?”我忍不住追問。

二伯父周恩溥在20世紀30年代

我父親在20世紀30年代

“一直到1935年,你奶奶去世20多年后,你爺爺才攢夠了費用,安葬了你奶奶,為他自己也為我們三個兒子還了愿。其實,自從你伯伯參加共產黨以后,你爺爺的心就再也無法寧靜。他并不懂得革命的內容,但他相信自己兒子的眼光和選擇。只是報紙上不斷出現幾萬大洋‘懸賞’你伯伯首級的字樣,使他更擔心自己兒子的安全。于是,你伯伯似乎成了你爺爺心頭最大的念想。聽當時住在上海的你恩霔叔叔(伯伯的堂伯之子)說過,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后,上海形勢驟然突變,共產黨員隨時有人被捕、被殺,這時你爺爺就跑到上海一直陪著你伯伯,幫助你伯伯做些秘密通訊聯絡工作,直到5月下旬,伯伯離開上海到武漢,你爺爺才回到吉林。1930年前后你伯伯在上海堅持地下斗爭時,你爺爺放心不下,1931年2月又到了上海,住在你二奶奶(恩霔之母)家,在顧順章、向忠發相繼叛變革命后,你伯伯的處境十分險惡,暫時隱蔽起來。好幾個月,你爺爺一直留在上海為你伯伯做些聯系工作,還盡自己的能力為他做掩護。”爸爸又接著說,“后來紅軍長征,召開了遵義會議,周恩來擔任了紅軍三人領導小組成員的報道,你爺爺都是從報上看到熟記在心的。只要知道兒子安全的準信,你爺爺他就又能安心地回到北方苦熬一陣子。那會兒當差的沒有什么休假,你要請假探親嗎?行,就放你大假,也就是把你給辭了。于是,回到北方的爺爺,工作還得另找。就這樣,你爺爺也無怨無悔,也不再成家,甘愿有個自由身,只身影單而清貧,年復一年地漂泊。我與你媽媽結婚后,曾多次寫信讓他到東北哈爾濱與我們一起生活,他總是不肯。我開始不解,后來也明白了,東北被日本人占著,從報上是不容易了解你伯伯的情況的……”

“他們從不通信,又幾乎不見面。只怕爺爺的這份情,伯伯還一點也不知道吧?”我不禁喃喃自語道。

“也未必!你伯伯又何嘗不惦念你爺爺呢!抗戰開始后國共合作,你伯伯在武漢有了合法的公開身份,生活相對穩定。1938年1月,他便寫信到天津,要你爺爺到武漢去與他一道生活。你爺爺毫不猶豫,立即乘車南下。那以后的四年多,恐怕是你爺爺一生中與自己長子相處最久的日子。雖說從武漢到重慶后,紅巖村的生活也十分艱苦,但我相信,你爺爺能天天看著兒子忙著干革命卻也平安,他的心境一定是舒暢的。”

這是伯伯和七媽在1940年送給七媽的母親楊振德老人的照片,落款是“母親大人,超兒,翔兒”,同樣的照片也送給了爺爺,上面寫著“爹爹大人,翔兒,超兒”

聽了爸爸這席話,我很感動。我從來只知道母愛是無價的,比大海寬,比大洋深,卻從沒想到父愛也會如此癡迷,如此深厚。

老舍先生當年在《抗戰文藝》1938年第6期的一篇文章《會務報告》中曾談到我爺爺到達武漢那天,伯伯正出席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第二次理事會上的一些情景:

輪到周恩來先生說話了。他非常的高興能與這么些文人坐在一處吃飯。不,不只是為吃飯而高興,而是為大家能夠這么親密、這么協力同心地在一塊工作。……最后他(眼中含著淚)說他“要失陪了,因為老父親今晚10時到漢口。(大家鼓掌)暴敵使我們受了損失,遭了不幸,暴敵也使我的老父親被迫南來。生死離合,全出于暴敵的侵略。生死離合,更增強了我們的團結!告辭了!”(掌聲送他下樓)與會的人為他真摯的父子之情而鼓掌,也為他們父子團聚而鼓掌。

60年后我看到老舍先生的記載,感到又進一步走進了爺爺、伯伯父子情深的內心世界。

六、伯伯沒能與爺爺見上最后一面,悲痛欲絕,對七媽大發雷霆

事實證明,許多事情都不可以想當然。

1976年1月8日伯伯去世后,我盡量多些去西花廳看望七媽,慰藉七媽。5月27日,我下班后沒有回家,乘103路電車到府右街,去西花廳看望七媽。

這天七媽坐在屋里,手里拿著一個黑色的皮夾子在沉思。見我進來,伸出雙手拉著我,要我靠在自己身邊坐下。好一會兒,她才緩緩地說:“秉德,這是你伯伯的一件遺物。抗戰時期,我們在國統區工作,你伯伯如果拿公文包上街目標太大,只好把黨的重要文件放在這個小皮夾里。那時工作環境險惡,特務橫行,所以這個小皮夾你伯伯一直貼身放著,十幾年如一日。進城后,就一直放在你伯伯的保險箱里。現在我把它交給你,做個紀念吧。”

七媽從皮夾子里掏出伯伯30多年前寫給她的三封親筆信,一封一封給我解釋信的背景和內容:這是你伯伯在莫斯科治療手臂時寫給我的,我聽著七媽的追述,在照片右下角記下了“一九三九年于莫斯科”及“76.5.27記”兩段字。這兩封是轉戰陜北的途中寫的……然后,把那個邊已經磨損了的舊皮夾子遞給我。

我鄭重地接過皮夾子,心底想:是的,伯伯的皮夾子里沒有一分錢,可是對于我來說,卻是無以估價的珍寶。我打開皮夾子,意外地發現里面還夾著一張發黃的照片,不覺脫口而出:“這不是我爺爺的照片嗎?”

我輕輕地抽出來看看背面,發現還有伯伯親筆寫的“爹爹遺像”四個字,現在仍然清晰可見。

伯伯為什么曾經天天貼身放著爺爺的照片?我心在顫動,我相信,伯伯的這一舉動,一定內含著父子情深的動人故事。我多想更多地了解爺爺和伯伯的感情世界!

伯伯在解放前貼身攜帶的小黑皮夾,內裝機密文件、給我七媽的信件、還有我爺爺的照片

在爺爺的照片背后,伯伯寫了“爹爹遺像”四字

后來,我找過當時在重慶工作時見過我爺爺的同志,也從許多文獻資料中了解了那些往事。

原來,跟著伯伯到重慶的爺爺晚年也很孤獨:伯伯、七媽總是忙,尤其是伯伯,為處理國共合作中不斷出現的摩擦,他夜以繼日,成天連睡覺的時間都擠到最少最少;即便是鉆防空洞躲敵機,他也要在副官掛起的馬燈旁,專注地看文件看電報。常常爺爺就坐在很近的燈影里,伯伯也沒時間沒心境陪他聊聊家常。當然伯伯也知道爺爺寂寞,他也覺著心里不安。

一天上午,爺爺手握一本唐詩,正獨自在紅巖村的小果園里散步。

“周老爺子,你好啊!”招呼爺爺的是位年輕姑娘,她沒像其他人那樣打個招呼就匆匆趕著出去辦事,而是陪著老人邊走邊聊。爺爺的兩眼有神,滿臉春風,真開心極了,悶在肚里的話像開閘的洪水。他與姑娘吟誦唐詩,朗朗上口,說起家常,有滋有味,久違的笑容一直掛在眉梢。時間轉眼就到中午,爺爺仍然談興不減:“姑娘,真高興你陪我說一上午話。還沒問你尊姓大名?”

“我叫張穎,是在周副主席身邊工作的。這幾天身體不好,所以到紅巖村來休息兩天。臨走前周副主席把我叫去說:小張啊,我有件私事想麻煩你一下。我工作忙,沒空陪老父親,他一個人一定很悶,你到紅巖村如果身體許可,就幫我多陪陪老爺子。”

一聽是兒子委托姑娘來的,爺爺立即生出許多感慨:“恩來那么忙,還能想到我,這就不易了。想我這個當父親的,對他也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心覺有愧。他是工作忙不能來看我,我也不會怪他的。當然,你不是外人,我也給你說句實心的話。唉,我這兒子什么都好,就是不讓我喝酒這一條,我難以接受。他說我血壓高,怕我一人生活,喝多了摔著,或是下山走迷了路,被特務抓走。兒子真沒少勸我,不過他勸一次,我就對他說一次:我也是花甲之年的人了,也沒有別的喜好,紹興酒鄉的人嘛,就是好這么口酒,說句難聽的,沒有這點酒,我這幾十年孤身在外漂泊,如何苦熬得下來呢?我伙食差點沒關系,不喝酒可不行。等你回到他身邊,千萬別提喝酒這件事,就幫我帶個話,我都好,讓他別擔心……”

1942年6月下旬,伯伯的小腸疝氣發作,住在重慶歌樂山醫院手術。大家怕爺爺著急,沒敢告訴他。7月5日爺爺高燒不止,又住進了另一家醫院。七媽去看他,老人反復只問一句話:我兒子為什么不來看我?

起初,七媽沒有把爺爺生病的消息告訴伯伯,她6日那天沒去看伯伯,一直守在爺爺身邊照顧。去醫院看伯伯的辦事處同志帶回了一封伯伯寫給七媽的親筆信:

本星期六出院的計劃打破了,因為開刀起19天,應該是7號或11號,再過兩三天出院,也須是下星期三了。所以我請你和爹爹商量一下,如果他愿意二十八號(指陰歷,陽歷就為7月11日)本天請人吃面,那就不必等我回來,免得他老人家不高興。如果他希望我在家補做,那就等我回來,不過據我所知,他的思想是很迷信的,過生日總愿當天過,兒子在不在跟前倒是次要問題呢。因此,希望你還是將就他一點罷!

接到伯伯的這封信,七媽想到伯伯在醫院還惦著我爺爺的生日,而我爺爺的病情惡化得這么快,她決定不再瞞著伯伯。她在爺爺床邊寫了封信給伯伯,告知爺爺先發冷,繼之發熱,體溫四日未退,醫生診斷為瘧疾。這里有她照顧,讓伯伯放心。

誰能料到,十日那天,爺爺永遠閉上眼睛之時,七媽又收到一封伯伯的來信。一讀他的信,一向十分堅強的七媽也再忍不住嗚咽出聲。

董必武同志接過信,輕輕念道:

我對他的病,不很放心,望你轉稟他好好精養。我在這里默禱他的康寧。爹爹的病狀,除瘧疾外,還宜注意他的年事已高,體力雖好,但他過分喜歡飲酒,難免沒有內虧。所以主治他的辦法,必須先清內火,消積食,安睡眠。東西愈少吃愈好,吃的東西亦須注意消化與營養,如牛乳、豆漿、米湯、餅干之類,掛面萬不可吃。假如熱再不退,大便又不通,則宜進行清胃灌腸,勿專當瘧疾醫。

董老含淚仰天長嘆,與大家商量說:恩來對父親一向很孝敬,他又極重感情,如讓他現在知道老人病故,精神受刺激,對養病不利。于是大家一致同意,暫時不告訴我伯伯他父親去世的消息,等他出院后再說。老人家的靈柩暫停在紅巖溝內,待我伯伯回來再出殯。

要瞞住細心的伯伯真不容易,爺爺去世的消息只瞞了三天。當伯伯在醫院知道自己的父親已經去世三日,頓時驚得臉色蒼白,術后虛弱的病體不支,一下跌坐在地上淚如雨下,慟哭不已,決定立即出院。然后,他是在大家的攙扶下回到辦事處的,他淚流滿面,完全不能控制自己悲痛欲絕的心情,大聲責問辦事處處長錢之光,為什么不通知他!錢之光不敢回答。伯伯轉而向七媽大發雷霆:“老爺子過世這么大的事你為什么要瞞著我?你跟我這么多年還不知道我?”責問得七媽直掉眼淚,無言以對。這一夜,誰勸也不行,伯伯執意單獨坐在靈堂,為父親守靈,直到東方欲曉,雞叫天明……

當時,在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的廣告欄中有一則伯伯為其父親去世登載的訃告。全文如下:

訃告

顯考懋臣公諱劭綱府君,痛于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十日驟因數日微恙突患心臟衰弱,脾胃漲大急癥,經醫治無效,延至當晚十一時逝世,享年六十九歲。男恩來適因病割治于中央醫院,僅聞先父患癥,比于昨(十三日)日遄歸,方知已棄養三日。悲痛之極,抱恨終天。媳穎超隨侍在側,親視含殮。茲業于今(十四)日清晨安葬于陪都小龍坎之陽,哀此訃告。至一切奠禮賻儀概不敢受。伏乞矜鑒

男周恩來、媳鄧穎超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十四日于重慶

據說,伯伯、七媽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我們黨和國家領導人中唯一曾為父母去世而登報發布過《訃告》的。后來在2013年初,我還收到了臺灣的友人李敖先生來信,并隨函附來他自己所存檔案資料中當年《新華日報》影印件(見首),信中專門評述伯伯對傳統文化造詣之深厚:

《周恩來年譜》中只提到“守靈至拂曉”的事,表示周恩來遵守舊道德規范,不知重慶《新華日報》別有《訃告》。從1942.7.15到1942.7.19,共產黨黨報上頭版連登5天《訃告》。《訃告》中“顯考”、“諱”、“府君”、“男恩來”、“棄養”、“抱恨終天”、“媳穎超”、“隨侍在側,親視含殮”、“安葬……之陽”、“哀此訃告”、“伏乞矜鑒”等等,全是對舊道德規范的遵守,一點都不革命黨呢。

我爺爺的喪事在報上公布后,蔣介石等國民黨政府要人都致函或到紅巖村吊唁。伯伯在拍給毛澤東主席的電報時仍不能克制自己悲痛的心情:“歸后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極,抱恨終天,當于次日安葬。”毛主席立即復電:“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切哀悼,尚望節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節勞為盼。”表達了對我伯伯的戰友深情和對我爺爺的真情哀悼。

讀到了伯伯所寫的信和電報的內容,聽當時在場的童小鵬、張穎詳細介紹,我才真正清楚并且體味到,即便做了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伯伯也從沒改變他對父親的一片孝心。他天天把“爹爹遺像”裝在貼身衣袋,一裝就是七八年之久,他一定想用這樣的行動告訴爺爺:雖然生離死別之時他們父子沒有見上最后一面,但沒能為爹爹送行的兒子心里是永遠想念爹爹的,他對父親的思念是由衷的。

許多外國友人回憶起與伯伯的交往,都難忘他“吃水不忘挖井人”,從不過河拆橋,從不忘老朋友的真誠交友之道。其實在家事上,在為人子侄上,伯伯又何嘗不是這樣呢?對自己的長輩,他永遠是滴水之恩,涌泉相報,把養老送終當成自己天經地義的責任。

平時伯伯與我們姐弟的談話,極少談到我們的爺爺,只是在1964年8月,他對親屬們講話時,說過一句:“我對父親是同情的。”

到了1974年5月底,我大弟秉鈞到北京出差,抽空去西花廳看望兩位老人家。秉鈞見到伯伯穿著那件補丁摞補丁的睡袍,不像平時衣著整齊、忙于公務,而是有空與他坐下來談天。這時的秉鈞哪里知道伯伯已得了不治之癥,被醫生們要求要有些許的休息,不,只是些許的不那么特別忙而已。使秉鈞感到意外的是,在這次談話中,伯伯竟主動談了自己對父親的思念之情:“我對你爺爺是很同情的。他本事不大,為人老實,一生的月工資沒有超過30塊錢。但是他一輩子沒做過一件壞事,而且他還掩護過我。”這些話,秉鈞至今記憶猶新,這是伯伯身患癌癥,忙于工作,拖延甚久,不得不住院之前的肺腑之言。

上面提到過李敖給我的信,那我們是怎么相識的呢?這說來還真有點意思。

2012年,我和妹妹一同到臺灣,這是周家在臺灣的一位遠房親戚李傳洪邀請的。我們就提出了要同李敖見面。李傳洪說,李敖這個人輕易不和別人見面,更不輕易跟人吃飯。我說,你就告訴他,我要跟他說他外婆家的事。結果,第二天中午,我們就同李敖一起吃了頓飯。在飯桌上,我就對他說,我媽媽抱過你。

“啊?”李敖聽了,一下子愣在了那里,然后問道,“怎么回事?”

“我媽和你小姨是在哈爾濱時的小學同學,中學也是同學,你媽是老大,你這位小姨很小,生你的時候,我媽和你小姨都是年輕學生,到你媽家里去看你,那時候覺得很新奇,所以就抱了抱你。”我回答。

“哎呀—”李敖扭過頭去,跟飯桌上的別人說道,“我被‘共匪’的家屬抱過,那我是不是也有‘共嫌’啊?”

大家聽了李敖的調侃,都樂了。我們再一論年齡,原來李敖比我大兩歲,他就說:“那你是大妹妹。”

后來,李敖的兒子到北大上學,還請了我去給他們社團講課。我們之間一直都有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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